并且顽强地几乎不可能被灭绝。

儒家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批林批孔，不但没有让儒家绝灭，反而促其欣欣向荣。我一直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应为儒家儒教儒学所独占。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他们的本色，倒不值得上纲上线。近年来搞儒家宪政的诸君，在网络和纸媒可谓风生水起，儒宪派在未来究竟有多大作为，当然还是要视乎之后中国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当代儒者，总也脱离不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经世思想。既成事实的是，在民国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儒家知识分子。策士、谋士、进士和名士，哪一个不是儒家范畴内的士呢？功名还是自由，怎会竟成为他们的大难题？中国古人在独尊儒术之后，似乎没有了太多可选择的项目，总是从一端到另一端，要么庙堂之高，要么江湖之远。

诚如前文所言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儒家真的成为了那前而后者了。独立精神逐渐萎缩，上升的管道也剩下一脉了。这样看来，封资修已经在官僚主义身上三位一体了。

这可以视为联合君主、贵族与平民的共和政体的一个变体，因为也可以视为儒法共和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变体，即超验的共和社会主义。如此，中国模式的儒家社会主义的论说，反不如当年日本模式的儒教资本主义更切中现实。这是中华帝国一直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原因之一--虽然封建的形式有所变化。这就是阶级伦理对血缘伦理所发起的斗争。

公式二：儒家社会主义=孔夫子+毛泽东虽然文革在实质上早已结束，但直到四人帮被逮捕之后，它才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为此，毛主席联合党内官僚，当机立断地叫停了几个上海文人鼓吹的人民公社，并在九大之后实质性地结束了文革。

这个论说在八十年代风靡起来，并汇入到日本的文化政治话语之中。因此，公天下的理念实际是因法家政制而得以实现的。然而，所谓公天下就是人民民主？患不均就是经济平等？关于儒家之均，朱熹早有解释：均，谓各得其分。这意谓着新的郡县体制对封建体制的全面专政，这也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含义。

这个新君主和人民联合去造封资修的反，意图打破日益僵化的官僚和经济结构，这种运动形式与战国法家的意识形态--君主联合平民去造贵族的反--有着内在同质性。宋明士大夫阶层转而开始积极推动士绅地主阶级的宗族实践，意欲以此作为封建宗法制的新的载体，弥合汪晖所说的礼乐与制度的分化。这种撇开社会的阶级冲突，而把一切矛盾归结为君民冲突或官民冲突的思想，实际上和西方自由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完全同构。当土地兼并严重，士族和强宗豪右过于强大，就不仅侵害了小农的利益，而且会对皇权构成挑战。

蒋庆依据他所理解的公羊学理论，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有三：超越的神圣天道（天）、传统的历史文化（地）、人心民意（人），相应地，立法部门应当包含三个议院：通儒院（天）、国体院（地）、庶民院（人）。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

于是，宗族制度经历了一个平民化的过程，从世家豪族逐渐下移到庶族地主中，形成了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权力格局。柳文对郡县制的肯定，亦有现实政治的考量，那就是鉴于唐代藩镇割据之祸，借此表达其对藩镇这种封建形式的反对。

原来，当时的材料证明，叛徒林彪对孔子的克己复礼深信不疑。教育（教育论、学问论、修养论、道德论）。一切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土豪劣绅都必须被精神消灭，对他们施行专政并宣誓主权。于是，1973年5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让原本趋于平静的文革又重焕生机。在毛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虽然群众运动并没有真正脱离家庭，但是宗族的物质载体如祠堂和族谱却遭到了极大破坏。据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合乎中国的特别国情的。

这个历史文化传统的担纲者自然是各界社会精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进入专题： 儒法斗争 社会主义 通三统 。

其从富强到文雅的论说，在客观上迎合了新阶级的隐秘愿望。祭司首领向君主的转变，伴随着巫术知识向哲学知识的转变。

然而，无论何种通三统方案，都不能一味沉浸于天朝荣光的想象中，而必须直面中国政治传统的先天缺陷。这种主张虽然被清朝皇帝所扑灭，但在清末又重新出现在富裕市民阶层的革命思想中，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被诉诸由国家自上而下实行整合的法家式方案所彻底取代。

和古代中国一样，祭司的首领--神王或巫王的神秘性在不断消减，最后世俗化为人间秩序的代表--君主，于是，祭司、武士和农牧人的原始三元结构，便转化成了古希腊罗马的君主、贵族与平民的古典三元政制结构。那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僵死躯体上道成肉身之后，儒法两种传统却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杂合交混。同年8月，毛泽东向江青出示了自己的一首新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如此，儒学就当如有些论者所以为的是一种人民儒学。

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自称与孔子一样，都是人本主义--人民本位主义，并且明确反对法家。公的本义与私相对，即平分、共通之意，所谓公天下，亦与家天下相对，即天子位不私传子孙，而是揖让贤德，如《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然而，在毛看来，新中国虽然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如果不在思想政治领域上不断革命，就有可能让官僚主义重新滋长。君主或天子在三代之制中一直是天道的化身，然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施行的皆是霸道而非王道。

但建国之后，现代君主--先锋政党的灵魂延伸到官僚结构的毛细血管之中，官吏二分的结构被彻底打破，一切封建官僚和技术胥吏，在共产主义精神的询唤下，都转变成了共和国又红又专的干部。阶级根源上的新老资产阶级与城乡封建势力。

当人民的组织力量还未发育成熟的时候，为实现它自己的利益，它需要一个代表，而且必然被代表，这个代表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政党，在文革中，这个代表主要是毛。从逻辑上讲，儒法两种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可以有三种组合形式，即法家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儒法共和的社会主义（这里的共和取西塞罗混合制之义）。的确，儒教的家族伦理共同体与社会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想完全属于两个世界。日裔美国人福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引介过施特劳斯的甘阳想要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实质上等于儒教社会主义共和国，儒教传统、毛泽东传统、邓小平传统一脉相承，中国的未来即系于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如果一定要勾连传统之均与社会主义之均的关联，倒是可以在墨家那里找到灵感，只是限于篇幅，兹不详述。

一旦有年轻的太子柔仁好儒，他的父皇便会这样警告他：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鉴于苏联中央集权过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泽东开始自觉反思苏联的教训--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提出要向地方放权和扩权。

所以毛泽东做出了其一生中最有争议的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战国前期，因为公天下的理念，儒法墨诸家曾普遍推崇禅让制，然而随着实践上失败，大都普遍认可了君主世袭制，分歧仅仅在于，如何以家天下实现公天下。